对于感性与理性的争辩，有一条铁则是不变的：让舆情归舆情，让法律归法律。但在案件发生时，实际操作却往往难以遵循这条铁则。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网络舆情拥有掀起社会滔天巨浪的力量，而法律常常与舆情道德观念相冲突，给相关部门依法办事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当今网民，秉持“求法不如求媒体”想法的不在少数，而且这也确实有一定效果。例如，今年年初发生的“见义勇为反被刑拘”一案中，相关公安部门对案件的处置，就遭受了网络大量舆情非议。 今年2月份，“福州男子见义勇为反被刑拘14日”的新闻开始在网络流传，并迅速扩散至各大社交媒体的热点榜首。据悉，2018年12月，涉案当事人赵宇与妻子在家中突然听见楼下传来“救命”“强奸”的呼救声，便迅速赶到楼下房间，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掐着一名女子的脖子并实行殴打。赵宇立刻出手制止，在对方殴打赵宇两拳并试图掰赵宇手指后，赵宇实行防卫，踢击击中施暴男子腹部。随后两人未再发生肢体纠缠，赵宇离开房间。赵宇该踢击造成男子横结肠破裂，经鉴定为重伤二级。事后，赵宇被当地公安部门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刑事拘留，后被家人保释。直到今年2月，赵宇通过自己的律师得知自己若被判处故意伤害罪可能要面临3-7年的牢狱生活，还要支付20-60万元的赔偿，最终决定依靠媒体力量，将自己的经历通过网络扩散出去，希望能够获得帮助。 该事件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赵宇媒体发声到相关部门沉默的空窗期，到当地公安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将移送检方起诉，到最终检方对赵宇做出不起诉决定，纠正赵宇一案的处理。在每个阶段，都有强烈的舆情洪流冲击案件本身，使得案件的舆情处置难度节节提高。在第一阶段，由于事件爆发不久且公安部门没有及时应对，舆情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对公安部门拘留结果的质疑和对施暴者没有受到法律惩罚的疑问。随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公安部门仍然依法将赵宇转交检方起诉，而这一“违反民意”的行为进一步引爆了网络舆情，诸如“以后谁敢见义勇为”的不正价值观舆情在网络激起大量共鸣。尽管公安机关完全依法合理，遵循“让舆情归舆情，让法律归法律”的铁则办事，但由于工作过程缺乏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与管理，任由网民感性发酵，事态进一步恶化，对公安机关的信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最后，检方认定赵宇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并为赵宇颁发见义勇为证书，引发网络舆情反思，引发了“执法是否被舆情左右”的争论，质疑其修改案件处理结果是“迫于舆论压力”。整个事件中，公安部门的执法行为并无过错，但却始终处于舆情争议漩涡的中心。 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公安部门能够在事发阶段就对舆情进行引导，将舆情磨合到能够接轨公安部门接下来的办案手续，使得网络舆情与公安不在初始阶段就显得如此“正锋相对”，能够对平息后续的舆情风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当处理容易引起传统道德与法律法规冲突、引起民众共情效应与执法严肃冲突等舆情争议的复杂案件时候，公安部门需要时刻注意舆情的发展并第一时间为公安部门的后续执法行为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应对工作。坚持依法办事是第一要义，但也要做好民众的普法教育工作。 根据乐思软件的研究分析，目前网络上针对执法、司法等舆情以负面居多，许多事件也存在着民众共情催生的道德正义与公安依法执法的法律正义的冲突。造成相关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目前舆情事件，超过九成都由各类自媒体社交平台曝光，其中“首因效应”的存在使得大众被各类媒体抢先灌输的第一印象固化了思维，导致较难再接受之其他官方部门做出的声明，但也不能保持沉默。在这样舆论态势下，公安部门舆情应对一旦有所疏忽，就极容易造成网络舆情发酵，甚至激化民众与公安部门之间的社会矛盾。尽管现在网络实名制让网络违法犯罪成本大大上升，但仍然无法遏制恶性舆情事件的爆发。在面对争议案件时，公安部门应当主动出击，适应融入已成为舆论发生主场的网络媒体平台，将之化为宣传公安正能量、提高社会法治化建设的平台。 由于公安日常工作集中于对案件本身的侦查，经常会疏忽公安执法宣传工作和舆情引导工作，尤其是地方公安机关的舆情部门对于舆情的处置方法较为浅薄，治标损本，平息舆情后也会再度因为同类舆情而受到损害。 因此，舆情应对不能一味“管控”，更不能“默不吭声”。不要一遇到负面舆情就进行“封、删、堵”，也不能明明了解相关案件会引发舆情哗然，却依旧选择沉默应对。这些都只会招致更严重的舆情后果。另外，舆情处置不健全包括部门间信息不够通畅，舆情应对与公安案件侦查整体工作没有形成有机结合，舆情部门难以对庞大的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及时分析、及时筛选；缺乏完善的舆情应对预案，在遭遇舆情事件时无法及时快速地应对，错失舆情引导的黄金时间等。 公安部更应该秉持执法公正，依法用严正的案件事实与专业的法律知识第一时间应对舆情，开展相关法律知识讲堂等普及活动，在复杂舆情应对时要尤其为执法的顺利进行做好舆情铺垫，如事先使用KOL的影响力引导公众舆论向法律理性的方向转变，采用主流权威媒体对相关法律正义的价值观进行阐述，对舆情坚信的“道德正义”进行恰到的引导。且平时做好执法宣传工作，让大众懂法，保持理智看待案件。同时，建立部门间情报共享中心，将舆情应对与执法工作有机结合，及时将执法情况客观具体地向社会公布，加强部门工作之间的联系。舆情部门应第一时间将舆情信息提交至执法工作部门，执法部门与舆情部门整合信息，合力制定舆情应对措施。 另外，公安部门应当做到对敏感正义案件进行准确分类，确立舆情预防机制。公安不仅要在事后对案件进行详尽的普法说明，在案件发生与执法侦查过程中也应当注重舆情处置，在应对舆情时要充分考虑到大众舆情的预期，提前进行舆情引导，对社会上夸大、不实的信息及时处置，避免公众在开始就被网络“带节奏”。同时，公安部门要深化媒体意识，提升公安部门的舆情应对水平。当今相关案件舆情大多由社会媒体与KOL（意见领袖）发声招致舆情浪涌，引发网络舆情爆炸。如今各类自媒体意见领袖在网络上的舆情影响力已经达到一句话就能引发一场舆情海啸的严重程度，公安机关不能落后网络时代，也应当加强与社会媒体的合作，不仅要通过官方渠道对舆情进行引导，也要发挥广大社会媒体的力量对民众开展普法教育，让民众能够从开始就客观认识到法律正义。同时，注重意见领袖的培养。当舆情爆发时，意见领袖能够对舆情引导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让公安部门执法时的舆情环境得到改善，避免“孤军奋战”。 而且，当今时代，公安落后的舆情监测技术不能适应当今严峻的网络舆情环境。舆情监测涉及信息技术领域，许多公安部门目前在用的舆情监控系统功能较为陈旧，覆盖面不全，数据分析较为简陋，还需要分散人力来协助处理广袤如海的舆情信息，从客观上导致了公安部门舆情应对不及时、效率极其低下等问题。对此，公安部门需要及时更换更为专业的舆情监测系统，只有第一时间掌握情报，才能第一时间应对舆情。 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能够第一时间为公安部门全面监测相关争议案件引发的任何网络舆论细节，能够高速采集国内外网络各大平台的相关信息，自动分析舆情走势并生成详尽的报告，省去公安部门迟滞人力成本，让公安部门的舆情管理和执法能够有机结合，在时效至上的网络社会中为公安部门及时制定舆情应对措施提供黄金时间。同时，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能够准确、快速、全面抓取全国各省市公安舆情动态与社情民意，一旦发现负面舆情，第一时间预警并通知公安部门，为公安增强民众互动、完善公安执法与舆情管理体系提供高效的数据资料和技术支持。 当今社会，争议网络舆情越来越难被引导。公安部门应当积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全面提升执法宣传水平与舆情应对水平，深化媒体意识，坚持廉洁公正公开执法办案。多进行普法教育，让大众知法懂法、不愚昧用感性裁断法律。只有民众能够理解公安执法正义，公安才能在信息化社会中持续维护法律的权威，为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